今天，我们继续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节目《历史照耀今天》。在八路军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的同时，根据地民众自发组建起规模空前的“支前大军”：老妈妈将珍藏多年的嫁妆棉被拆了做成军鞋，识字班妇女在油灯下连夜抄写标语、制作红旗来鼓舞士气。各村村民组织了“烙饼突击队”，昼夜不停烙制出20多万张杂粮饼，青壮年运输队肩挑车推形成百余里的送粮长龙，摧不垮的“钢铁补给线”是民心所向，让每寸土地都成为埋葬侵略者的战场。
1944年，美国记者福尔曼到晋察冀根据地考察。一路上，许多场景让他震撼。
在完县，福尔曼看到村民从枯井中取出小米。井壁的暗门后藏有3米深的储粮洞，洞口用蜘蛛网伪装，这是村民为八路军储藏的粮食。在唐县某村的戏台台板下，是通往后山的地道入口。村里郎中的药箱夹层里藏着发报机的零件。放羊娃稚嫩的歌声里，暗含着传递的情报。
无数这样的细节让福尔曼对“人民战争”这个词有了深切的体会。他在著作《北行漫记》中写下了这个问题：“一支缺粮少弹的军队，如何在死亡包围中越战越强？”
许多来晋察冀根据地访问的民主人士、国际友人心中都带着这个疑问。他们想不通，这块根据地周边盘踞着大量日军，经常遭日军“扫荡”，它是如何生存下来并且不断壮大的？
聂荣臻元帅给出了这样的回答：“关键的一条就是——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。”
依靠群众，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时就遵循的理念。回望抗战史，每到生死存亡时刻，只有真正凝聚起人民群众的力量，才能突破困境、迎来希望。
时间回到1937年，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日军凭借装备和战术优势，一路强势进攻。国民党军队因装备落后、战术被动，尤其没有对民众进行有效动员，无法形成足够的抵抗力量，战场接连失利，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，抗战形势急剧恶化。显然，仅仅靠正面战场和军队，中国的抗日战争难以取胜。
真正发掘战争取胜力量源泉的，是中国共产党人。
1937年8月，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会议通过了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，提出“全国人民的总动员”的战略方针，明确要“武装人民，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”，构建人民战争体系。
在1938年发表的《论持久战》中，毛泽东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人民战争思想，提出“兵民是胜利之本”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”，赢得了各界的支持。
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李树泉：国共两党实行了不同的抗战路线，国民党担心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会危及自己的统治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。中国共产党充分信任人民，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路线公牛配资，这是引领中国抗战最终走向胜利的路线。
坚持依靠群众，局面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。
为团结各阶层力量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，实行“三三制”，即在政权构成中，共产党员、左派进步分子、中间分子各占1/3。
1941年，延安，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。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，他感慨地说：“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，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。”
当时在根据地有一首朴实的歌谣——“金豆豆，银豆豆，投到好人碗里头”。这是为不识字的群众参加民主选举投票想出来的方法——用豆子代替选票，投到代表不同候选人的小碗里。通过这些灵活的形式，实现了根据地80%以上群众参选。
经济制度的设计同样充满政治智慧。
山东莒南县佃农王德春当时算了一笔账：“原先交五斗租子只剩口粮，现在能余下一石二斗，终于敢蒸纯粮窝头了。”
农民手里有余粮了，这源自根据地实行的“减租减息”政策，农民生活由此得到明显改善。以晋察冀边区为例，北岳区农民平均每户每年减租1.5石粮食，相当于多出两个月的口粮。
在“减租减息”的同时，保留了“交租交息”政策，兼顾了地主的利益。
这种“既团结又斗争”的微妙平衡，减少了阶级对立，撬动了各阶层团结抗战的热情。
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卡尔逊在根据地亲眼见证了这一切。他感叹边区“用算盘和契约瓦解了日军的刺刀政策”，称“中共的经济动员是战争史上的创新”。
人民的智慧很快化为战场上无数令人叹服的斗争场景。
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，抗日军民展开了神奇的地道战。日军在地面袭击，抗日军民在地下拉网。户户相通，村村相连，还设有各种巧妙机关，能藏又能打，形成巨大的地下阵地体系，给日军沉重打击。
地雷战更让日军闻之色变。在山东海阳县，军民用自制石雷等武器，作战超过2000次，毙伤俘敌1025名。
鲁南铁道游击队，这支活跃在日军心脏的小型抗日武装，频繁战斗在铁路运输线上，牵制了敌人兵力，阻断了侵略动脉。
群众还积极为八路军提供情报、运输物资。
1941年冬，因为日军的封锁，晋察冀边区部队食盐紧缺。唐县30多名妇女将2000斤食盐分装进300床棉被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运盐行动。她们形成严密的“接力网”，历经9昼夜，与日军斗智斗勇，成功突破5道封锁线，将食盐运到前线。
为什么人民群众能够这样英勇无畏？除了保家卫国的热情，还因为他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爱护百姓的军队，是真正的“自己人”。
在建立敌后根据地初期，八路军就提出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治军方略。严明的军纪贯彻在各种日常细节中。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，宿营时要主动清扫院落，行军途中宁可露宿村外也不惊扰百姓。饱受战乱之苦的群众，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“人民军队风范”。
当时，各抗日根据地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几乎都参加了抗日组织。青年男子编入自卫队，妇女参加妇救会，少年组成儿童团。站岗放哨，救治伤员，送水送粮，缝衣做鞋，人民真正成为抗战坚实的“大后方”。
在反“扫荡”最艰难的1942年冬，晋察冀边区部队御寒成了难题。当地群众每3到5户共同做一件棉衣，有的出棉花，有的缝衣襟。河北定县群众为运送棉衣原料，有7人牺牲在封锁线上。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布料最终制成了200余套棉衣，穿在了八路军战士的身上。
这些场景让日本侵略者震撼而恐惧。有侵华日军老兵战后陈述，“八路军像鱼游于水（民众）”，“村民宁可饿死也不透露八路军行踪，这种凝聚力令人恐惧”。
中共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教授 郝栋：中国共产党一系列深入民心行之有效的政策的实施，让大家真正认识到了在这一场战争过程当中，谁能够扛起民族复兴的大旗，谁能够真正成为中流砥柱。群众相信党、选择党，围绕在我们党周围，形成了抗日的最大凝聚力，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能够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。
到抗战结束时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达19块，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，民兵260余万人，人口近1亿人。那些曾经计划短时间灭亡中国的狂妄的日本侵略者，原本以为对手只是中国执政当局及其武装力量，却没想到公牛配资，那些被动员起来、武装起来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，筑起了一座全民族抗战的铜墙铁壁，是侵略者无法逾越的高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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